反腐、精英共治与公民社会

更新日期:2022年06月07日

       资深媒体人苏琪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就位, 反腐如愿成为舆论焦点, 近期又形成新动能。如何延续反腐势头, 将短期症状与长期基本面有机结合起来, 再次成为各行各业的热门话题。要回答上述问题, 人们需要明确腐败的类型, 以及它们对应的发展阶段, 以及这些类型的腐败中, 哪些在一定阶段是“可以忍受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取的”。 ”, 什么是不可接受的, 不尽快遏制会带来什么风险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说可以长期、系统地努力解决反腐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参与和制度的内在联系, 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将腐败综合症分为四类:电力市场腐败、精英卡特尔腐败、寡头和黑帮腐败、官僚精英腐败。电力市场腐败是腐败的最高形式, 主要发生在发达的市场民主国家, 涉及利用政客作为私人利益的中间人, 努力在这些制度化的决策过程中购买准入和影响力。精英卡特尔腐败发生在并帮助支持政治、经济、军事、官僚或种族和社会精英网络, 它依赖于相关社会。当时的韩国是这类腐败的代表国家, 精英们依靠这种腐败在日益激烈的政治竞争环境中维持霸权。寡头和帮派腐败发生在一个危险的、有时是暴力的、快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中在一个扩散和制度削弱的环境中。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自然是这类腐败的典型, 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最后一种官僚大亨腐败涉及政府官员及其保护者。他们破坏经济, 充实自己, 然后侥幸逃脱。在这种类型的腐败中, 制度和政治竞争是最弱的。相比之下,

这种腐败也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
       因为在强大的市场型社会中, 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虽然威胁着公共机构的健全性, 但也可能受到这些机构的制约, 也可能受到竞争者和团体的制约。虽然精英卡特尔通过建立腐败网络来阻止竞争加剧,

但它们受到中和各种精英利益的需要以及维持现状的基本目标的限制。寡头们面临的限制很少, 但仍必须管理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方法。但是, 如果国家精英在制度非常薄弱、政治竞争缺乏、经济机会不断扩大的环境中运作,

那么就为腐败逍遥法外创造了条件。在官僚大亨腐败中, 有权有势的政客和他们的宠儿掌握了所有的牌。这种腐败的破坏性, 除了腐败本身的代价外, 还体现在它可能导致更广泛的精英共识破裂, 从而为激进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铺平道路。美国学者大卫瓦尔德纳在其《国家建设与后发展》一书中, 比较了不同强度的精英冲突对国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的影响是相当发人深省的。在比较中东和东亚的发展路径时, 瓦尔德纳发现, 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政治精英在偏好快速增长、政治稳定、掌握权力的经济体方面, 与韩国的政治精英相比差别不大。
       造成两条路径差异的原因是环境的差异, 导致具有相同基本偏好的行为者塑造不同的制度结果。在叙利亚和土耳其, 国家转型恰逢下层阶级被吸收到阶级间联盟中。相比之下, 在韩国, 国家建设先于吸收平民。因为韩国的精英在制度转型时期没有依靠老百姓的支持, 他们能够塑造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结果, 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建设产生了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平民被广泛动员并承诺超出其经济发展能力的各种“福利”, 而韩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一个发展型国家。韩国精英最终接受了平民百姓的支持,

但这是在快速增长和产业转型之后。简而言之, 平民同化相对于国家转型和大规模工业发展的时机最好地解释了持续努力追求经济发展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瓦尔德纳分析指出, 精英冲突的强度决定了国家转型是在吸收平民的同时还是之前发生。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精英们所面临的结构性条件使他们如此受限制, 以至于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选择。叙利亚和土耳其精英发起新的国家建设与此同时, 紧张的冲突使精英分裂, 使他们无法相互妥协。
       这样,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动员平民人口作为消灭政治对手、巩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时, 精英之间的冲突才能得到解决。相比之下, 韩国的精英在制度选择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
       在韩国, 精英阶层相对更具凝聚力,

因此能够相互妥协。在 1960 年代初期, 有迹象表明韩国正处于可能走叙利亚式道路的边缘。但韩国精英最终团结在朴正熙周围, 排除了动员平民的动机。因此, 国家建设与其说是对政治巩固的迫切需要, 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 这本身将有助于稳定统治。因此, 从“精英共识”的角度来看, 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精英阶层通过腐败的贸易网络​​变得富有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更有能力奉行连贯的经济发展政策, 并使腐败具有可预测性。反之, 其结果是, 由于国家弱化、社会碎片化, 以及不可预测的小圈子精英的“腐败猖獗”,

国家往往陷入高度腐败和低发展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 精英卡特尔式的腐败自然比官僚贵族式的腐败更“可取”。正如迈克尔·约翰斯顿(Michael Johnston)所说, 为良好的社会、政治和国家体系建立框架是一项多代人的任务, 精英卡特尔式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中期民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基础, 同时对可能抵制改革的精英构成的威胁很小。此外, 精英卡特尔式腐败社会发现自己的情况与许多富裕的市场民主国家在其历史上所经历的情况部分相似。因此, 在拥有丰富的市场民主国家中的正式制度、参与和合法性之前, 精英卡特尔解决方案可能使高度腐败的国家能够在精英政治联盟的基础上寻求积极的变革。当然, 这绝不是“美化”精英卡特尔式的腐败。
       约翰斯顿本人指出, 精英卡特尔解决方案只不过是一种临时治理战略——一种过渡性战略, 仅适用于某些社会。一个国家需要适应新挑战并面临更多不同政治期望的时刻将会到来, 包括那些源自其自身成功的期望。到那时, 封闭的精英网络可能被证明过于僵化——韩国的精英卡特尔式腐败可能推动了早期的发展, 但它们使该国无法避免其在 1997 年的崩溃。此时, 公民社会的引入已经变得有必要, 这通常被称为“人在这里”。公民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更广泛、更务实的民主化进程。过去, 民主化改革通常被视为要求特定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 “做好”或试图将政治影响力限制在尽可能狭窄的职能范围内。但在约翰斯顿看来, 当改革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不仅是抽象的, 而且是那些积极参与竞争的人所划定、细分和捍卫的公认界限时, 改革是最可持续和可持续的。最有效。因此, 改革不仅需要改善行政管理, 还需要群体之间相互尊重利益、权利和财产。自由很高, 民主在于有产者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城乡普遍发生的各种权利确认和维权行动, 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和事件本身。反腐败与转型发展一样, 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适合某一背景或阶段的反腐败措施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无效或有害。无论是“民主反腐”还是“制度反腐”, 都不能一刀切、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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